死刑复核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当代法律体系中正式确立于1979年，后经多次调整与完善，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标志着现行制度的成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死刑复核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中独具特色的程序设计，其核心在于通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对死刑判决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进行最终把关，体现了“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古代，当代的确立与完善则经历了长期的法治实践探索。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是理解当代制度的历史基础。早在汉代，“秋冬行刑”制度已蕴含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而死刑复核的雏形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时规定，死刑案件须“奏请”皇帝批准，开启了死刑复核的制度化先河。唐代是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成熟阶段，《唐律疏议》明确规定了“三复奏”“五复奏”制度：京师地区的死刑案件需奏请皇帝五次批准，地方案件需三次奏请，未经复核擅自执行死刑者将被处以“徒二年”的刑罚。这一制度通过层级化的审查程序，将死刑决定权收归中央，体现了对生命权的重视。

近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演变反映了制度与社会变革的互动。清末沈家本修律时，借鉴近代司法制度对死刑复核进行改革，规定死刑案件由大理院复核。民国时期虽延续了死刑复核的框架，但受战乱影响，制度未能有效实施。这一阶段的探索为新中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历史镜鉴。

新中国成立后死刑复核制度的正式确立始于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的启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死刑复核制度的框架。其中，《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144-146条则详细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程序要求，包括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缓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分工。这一立法标志着死刑复核制度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正式确立，确立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死刑复核唯一法定机关的地位，奠定了“统一标准、严格把关”的制度基础。

制度调整与完善过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法治精神。1983年，为应对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死刑案件（如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使复核权，形成了“最高法保留部分死刑复核权、高级法院行使部分复核权”的格局。2007年，随着社会治安形势好转和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自此全面收回死刑复核权。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了复核程序的参与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使复核程序从“书面审查”向“实质化审查”转变。

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意义体现在多重法治价值层面。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防线”，该制度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审查，有效避免了地方司法标准不一导致的量刑失衡；通过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意见等程序设计，保障了被追诉人的辩护权；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中纠正了多起重大冤错案件，充分彰显了其在防止错杀、保障人权中的关键作用。据统计，200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死刑复核程序不核准死刑的案件比例保持在合理区间，切实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古代的“复奏”制度到当代的死刑复核程序，这一制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的法治文明进程同步。1979年的立法确立为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2007年的权能收回则实现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创新。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七条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