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致人死亡在我国刑法中通常被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而非结合犯。这一结论基于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及我国《刑法》对绑架罪的具体规定，即绑架行为本身导致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属于基本犯罪行为引发的加重结果，符合结果加重犯“基本犯罪+加重结果”的结构；而结合犯需法律明文将两个独立犯罪结合为新罪，绑架罪中并无此类规定。

要明确绑架致人死亡的性质，需先区分结果加重犯与结合犯的核心概念。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发生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刑法因而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其核心特征包括：存在基本犯罪行为；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存在过失；刑法明文规定对加重结果加重处罚。结合犯则是指立法者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犯罪行为，通过刑法明文规定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罪名，并规定相应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其本质是“甲罪+乙罪=丙罪（新罪）”，例如日本刑法中的“强盗强奸罪”（抢劫罪与强奸罪结合为新罪）。

结合我国《刑法》第239条关于绑架罪的规定分析：该条明确“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从条文内容看，绑架罪的加重情节包括“杀害被绑架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故意伤害罪的加重结果）。实践中，“绑架致人死亡”通常还涉及另一种情形——绑架行为本身过失导致被绑架人死亡（如捆绑过紧导致窒息、虐待致其死亡等），对此虽未被《刑法》第239条第2款直接列举，但根据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此类情形属于结果加重犯的范畴。

首先，从结果加重犯的构成来看，绑架致人死亡符合“基本犯罪+加重结果”的结构。绑架行为是基本犯罪（绑架罪），被绑架人死亡是超出基本犯罪构成的加重结果；绑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如因绑架过程中的暴力、胁迫、拘禁行为直接导致死亡）；行为人对死亡结果至少存在过失（如应当预见捆绑过紧可能导致窒息而未预见）；且刑法通过设置更重的法定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对此结果进行评价，符合结果加重犯的法定性要求。

其次，结合犯的特征在绑架罪中并不成立。结合犯要求将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结合为新罪，但绑架罪中，无论是“杀害被绑架人”还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均未形成“绑架罪+故意杀人罪=新罪”或“绑架罪+故意伤害罪=新罪”的结构，而是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作为绑架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而非独立犯罪的结合。我国刑法中典型的结合犯极少，绑架罪显然不属于结合犯范畴。

需特别注意《刑法修正案（九）》对绑架罪条文的修改：2015年之前，原条文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其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明确包含过失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情形；《刑法修正案（九）》虽删除“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表述，但并非否定该情形的存在，而是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作为加重情节。对于绑架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理论通说认为应适用想象竞合犯原理，以绑架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择一重罪处罚，但这并不改变其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属性——即死亡结果仍是绑架行为引发的加重后果，而非独立犯罪的结合。

综上，绑架致人死亡因不符合结合犯“两个独立犯罪结合为新罪”的特征，而符合结果加重犯“基本犯罪行为引发加重结果”的核心要件，故属于结果加重犯。这一认定既符合刑法理论逻辑，也与我国《刑法》对绑架罪加重情节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的一贯立场一致。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